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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研究所時，我有幸修到專精於醫療社會學的張恆豪教授的課。記得那學期，他讓我們閱讀一篇刊載於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的論文，主題是偏遠醫療治理與達悟族精神失序者的醫病關係。該研究者發現，達悟族精神失序者「不遵醫囑」的比例極高，這樣的落差引發了她的好奇。經過探訪與分析，該研究者指出：現代的「實證醫學」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樣客觀。不遵醫囑，不一定代表病人有問題；然而，主流的醫學判斷方式與數據調查技術，卻引導了我們大多數人對「健康」與「正常」的理解。
張教授在課堂上提醒我們，一個人被判定為「有障礙」，很多時候與環境設計有關。腳不方便的身體遇到樓梯時，就成了「障礙者」；但試想，如果這個世界從一開始，主要的上下通道就是坡道，而樓梯只是輔助設施，那麼，腳不方便的身體，還會被分類為「有障礙」嗎？
打開想像力，永遠是理解的第一步。所謂「主流」——到底是誰說了算？「差異」究竟是缺失，還是力量？
台灣社會在面對身心障礙議題時，長期習慣從「健全主義」的觀點切入。於是，關懷、憐憫、勵志，甚至獵奇，都成了常見的敘事方式。然而，這些方式往往忽略了障礙者的日常性。若能跳脫預設框架來觀察生活，就會發現所謂「一般人」的門檻其實非常高。
從走出家門開始，我們就被要求看得懂各種標示與號誌，要理解公車站牌，在車站裡能判斷運輸方向與目的地。無法精準判斷的人，會被稱為「路癡」。你會發現，「一般」的範圍非常狹窄，任何人稍微偏離，就可能被標記為有困難或障礙。但是，這些判定方式，到底是誰制定的？是否能鬆動？
1970 年代的法國，有一個有趣的例子。精神分析學者費利克斯・瓜達里（Félix Guattari） 在 拉博德診所（Clinique de La Borde，又譯 La Borde Clinic） 主持了一場有別於主流的精神治療實驗。一般醫療的想法，是「把一個病人治好，讓他們能夠回歸社會」；但在拉博德，醫療人員從未打算將病人「送回」社會。他們選擇讓患者在這個精神療養中心裡，以自己的方式創造生命。
這個學派認為：精神分裂的成因，往往源自於社會環境，而環境不良的結果，會反映在個體身上。如果能反過來，將主控權與能動性還給病人，讓他們成為創造的一方，那麼他們所構築的世界，還會是那個整齊劃一、定義狹隘的社會嗎？如果不是，那又會是什麼樣貌呢？
若借用瓜達里的概念來做思考的話，可以理解到：差異不應該只是被治癒、被矯正的對象，而是一種能開創新可能的契機。其實，我們每個人都只是暫時無障礙而已。生命歷程中，各種狀態都可能讓我們掉出所謂「健全」的範圍。譬如，近視的人需要眼鏡作為輔具，才能回到所謂正常的視力；身體受傷時，行動方式也會馬上被視為非一般。如果「健全」與「正常」的定義總是如此狹窄，那麼，當我們逐漸邁入老年，要符合這些標準，只會越來越困難。
或許正因如此，我常常覺得，其實我根本沒有達到這些標準，只是隱藏得很好，好像臥底在這個社會裡，假裝像一般人一樣過生活罷了。
這種思考，讓我在面對台灣無限影展時，有特別深的感觸。今年的標語是：「感受交流，擁抱不同，邀請你，我們一起。」這不僅是一句口號，而是一種行動。感受，意味著把自己放在對方的位置上；交流，是在差異中找到連結；而擁抱不同，則是鬆動對「正常」的僵硬定義。
無限影展的價值，在於透過影像打開我們的感受力與想像力。它邀請我們去理解差異，接受世界並非非黑即白，而是充滿多層次的色彩。這種理解，不只關乎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平權，更關乎整個社會如何面對人的多樣性；而看見並擁抱這些差異，到最後也會發現，其實，就是回頭承接自己的所有一切。
